巨石强森着急去上班 情急之下徒手把液压铁门拆了

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但同时拆除了中国金融的安全防火墙。

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例如，一个农村家庭通过积累，不断增加养羊的数量。

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国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如下三个步骤：行为人识别、引进或者创造发展机会。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扭曲了价格体系、降低了可预测性、压低了储蓄意愿，同样导致发展机会的浪费。

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中国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机制，有一个中央政府，这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样的。

很多改革的措施，其实背后有很多有个性的官员，他们功不可没。这是一个无数人参与的大学习、大比赛，中国知识更新的速度，全球无与伦比。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复合竞争，一个大企业背后站着的是一系列的关联单位。只要想一想，30年前的教科书说什么，今天说什么？30年前市委常委办公会开会时讲什么，今天讲什么？那时候的那套话语，今天还有吗？那反过来看看美国呢？看看英国呢？它们今天讲的和30年前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欧美，宗教、政治不正确，就什么都不要谈。

什么叫法治的市场经济？看看这些学者的观点，很简单，就是地方政府卷铺盖走人，中央政府不要再管这么多的经济活动，管宏观调控就好，一个财政政策，一个货币政策。我的博士论文写凤阳的包产到户，我查了当时所有的档案资料，发现没有当地县长、地委书记一班人的支持，包产到户是搞不起来的，就是县长、地委书记这班人在顶着搞，这叫有个性。

于是国家就来管，管多了，经济就变得没有活力，出现停滞。在这过程中，我知道中国的企业为何能扩展到全球。在前苏联历史上，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改革，东欧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工程，30多年走下来了，走到今天，这个路还没有走完，每天都在创造。

于是就要改革，撒切尔、里根这样的人就出来了，来扩大市场自主权，放弃管制。我在15个县和县级市做过投资，参加过数以百计的地方性经济发展会议，参与过谋划当地主流企业5年、10年的成长计划。改革就是大胆试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这2000多个地方政府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政府不再管经济，就像西方的地方政府一样，只管所谓的公共事务，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是会更勤政廉洁呢？还是更懒散腐败呢？我们不能看到今天有问题存在，就不让政府参与经济了，推动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事业，政府没有目标和事业是很糟糕的。

过几年经济又不行了，就再重复一次。为何这么讲呢？东欧、苏联都是在中国之前转向经济改革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成功。

经济学上很容易证明，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整体的绝对投资率要高于西方。如果把这个机会给剥夺掉，平台没有了，自负盈亏的机制没有了，数以万计的官员难道会更加勤奋有为吗？会更加不腐败吗？我目前的观察是，目前中国这个三维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保证中国的改革平稳、深入地向前推进，还在于每一次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反映与东欧和苏联完全不同。要不然，就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中介行业，按照最近世贸组织的统计，交易费用在美国经济中要占到40%~50%，这笔费用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生的。在东欧和苏联，中央领导人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但是领导改革的各部委不支持。而在中国从来都是说，这因为改革不完整、不够深入导致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继续改革。为何会这样呢？这个主张继续改革的话语来自何方呢？查一查历次有关改革的辩论，就会发现这种话语是来自于地方政府。一旦改革遭遇问题了，在东欧和苏联那里，都是说改革不行了，要赶紧收场。

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人类智慧的水平还不足以解释一个大的社会制度的秘密。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改革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

另一方面，多了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决策空间，使中央政府从当年计划经济下微观地管，集中到宏观地管，现在最多是行业管控。因为这些国家的不成功，导致全球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共识，至少在上世纪末以前是一种全球的共识，即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成功地搞市场经济改革。

只要中国经济还要发展，只要发展还是硬道理，这个三维的市场经济就还有它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因为首要的经济资源的调配是由市场之手来推动的。

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广泛介入经济活动，长期以后会不会导致比现在严重，或者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甚至是干部队伍的贬值问题。但从横向来看，各个县、市、省，比如昆山和上海，互相之间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毋庸讳言，这个体制目前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挑战？是在肯定自己成绩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方案？还是倒过来另起炉灶，搞一个所谓标准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还在发展国内经济学界现在有很大部分人认为，中国还是要学习西方，我们今天这个制度是过渡型的，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是暂时的，中国要长期发展，就要转型到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现在常说国家宏观调控，其实整个中央经济工作的中心还是长期的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只是个短期手段，在欧美国家，就只有短期的宏观调控。

领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但他只有一句摸着石头过河。适合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只能来自这个民族自身的、有广泛参与的、有深刻总结的历史实践，我把这个历史实践叫做建构演化。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专题： 竞争性地方政府 三维市场经济 。在西方过去150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钟摆，在撒切尔-里根的时代，企业自主权增大，但是过了10年、20年，企业自主权就逐步缩小。

政府管多了，企业自主权小了，市场化程度就低了。但是真的放弃管制以后，又出大问题了，时间一久，市场经济破坏性的力量积累起来，又进入危机。

希望我们民族有足够信心，不要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把这个建构演化的过程给打断了。市场经济的新维度中国改革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企业，是传统市场经济的两维，在西方市场经济中，这两维是对立的。现在讲企业竞争，华为跟谁竞争？华为是和思科竞争吗？华为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思科背后是美国，从来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前面是企业，后面是金融界，再后面是外交，再后面是军队。

分灶吃饭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竞争性的、自谋发展、自负盈亏的地方政府体系。这样一来，全国2000多个县、市、省，就变成了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

没有这样持续、稳定的改革成功，就不可能有经济成长的空间。但是，西方没有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并肩作战，两个轮子，两个发动机，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解释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也就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交易费用在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中，表现为交易、合同、财务咨询、法律服务、政治游说等等。